第四十三章税收（1 / 2）

安民仓的设立，在皇帝心中呈现，自然而然就顺利的在御前会议中讨论。

        微缩版御前会议只有五人。

        皇帝居中，每个四人分列两旁。

        此时的内阁，在绍武朝经过多年的发展，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决策部门。

        八部九卿，成其下属，只有执行权。

        以往那种六部都能参加会议的大御前会议，自然就削减了许多。

        毕竟中国的规矩，大事开小会，小事开大会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此这般，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大明特色的内阁集权制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了，由于内阁之中人数不定，权力的划分也就没那么的死板。

        换句话来说，除了内阁首辅惯例掌控财部外，其他各部则靠博弈和威望，自己争取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啦，如果有皇帝的助益，自然就非常一般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如，本来吏部由冯显宗主持，但凡涉及到刑部的内容，都是由其票拟，在内阁会议中确定，再让奏皇帝批红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如果皇帝却对他的票拟三番五次的留中，甚至是驳回，自然就影响他对刑部的掌控。

        威望，能力，皇恩，缺一不可，三者又同样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，内阁首辅阎崇信负责财部、民部，礼部；次辅朱谋则是户部和工部。

        冯显宗掌管吏部。

        堵胤锡则掌管刑部和兵部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各自的部门，他们自然拥有着绝对的发言权，而一旦涉及到人事，尤其是五品以上的官员，自然要互相妥协才能办下。

        内阁举荐名单，至少要三个人。

        若是没有满意的，皇帝也可以自行添加人选，这是他的特权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对于军权，京营、边军、巡防营，则是皇帝的一言堂，内阁的建议权，都要看皇帝的眼色。

        除此以外，作为监察部门，朱谊汐深刻吸取了前明监察失控，御史们排着队脱裤子打廷杖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宋朝的御史制度不错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都察院的一应官吏，都由皇帝任免，内阁不得插手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，对于皇帝的谏言权，全部聚拢到了左右都御史、左右副都御史，左右佥都御史的手中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六人，可以对内阁八部直接弹劾，同时负责对皇帝谏言。

        剩余的监察御史等，只能对二品以下的官吏弹劾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此一来，就再也不会出现以往那样小杂鱼都敢死谏，给皇帝鸡蛋里挑骨头的烦心事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督察院监察百官，可以很好的监控内阁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像朱元章那样疑心太重，什么都一把掐，亦或者对什么都有自己意见的事，朱谊汐是做不出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适当的放权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，随着八月秋收结束，大明的掌权者们聚拢一堂，讨论起了秋税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秋收要到来年三月前才能归拢国库，但各地秋税，却早已经记录在桉，千里迢迢送到北京。

        阎崇信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：

        “陛下，托祖宗鸿福，今秋之税，再创新高，换算成银圆，达到了四千万之巨，若是再加上秋、冬商税，突破九千万不是难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农业税分成夏、秋两季征收，而商税考虑到如今的难度，则自然的分成了四季，三月一缴。

        包括盐、铁、酒、茶，四大重税群体，也是如此，省却人力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九千万——”

        朱谊汐感慨万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已经超过了清朝鼎盛时期的赋税，当然了这不包括清末。

        像满清这样越到亡国，国库里越有钱的王朝，甚是少见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英国人赫德，辛苦的为清朝建立起了近代关税体制，任劳任怨干了四十年，清廉而不贪，满清续命多靠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其中商税几何？农税几何？”

        皇帝发问，阎崇信自然迅速回答，这一切已经在他牢记闹脑中：

        “禀陛下，由于天下农税三等，最高不过三分（三十文），可谓是轻徭薄赋，百姓爱戴，人人称颂圣君降世呢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所谓的三等农税，实际上就是绍武初年的事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不像以前的那些封建王朝，将所有的土地定格为上，中、下三等田，不同的等级收不同的税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对于官少民多的封建王朝来说，根本就不是个人能干成的活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许多士绅就会贿赂衙役，把自家的上田变为下田，少缴赋税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在绍武朝，则根据省份划分，每省的土地全部归为同一等。

        如，江苏、安徽、江西等富庶的南方，就是一等地，每亩纳钱三十文。

        顺天府、河北省，则是二等，每亩纳钱二十文。

        像是甘肃，陕西，云南这种贫瘠省份，一律算三等，每亩纳税十文。

        看上去这样的赋税很低，但实际上来说，却是中等了，至少达不到明初那种三十税一的地步，

        许多人言语，十税一合适，但却忽略了实际。

        100斤的稻谷，按照如今的脱壳率，最好的不过是七层，也就是说能拿到70斤的大米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最差的，只能有五成。

        还要算上石磨的费用。

        故而，普通百姓来说，亩产300斤的粮食，真正能到手的，最多一百五十来斤。

        三十文，市价能买三斗，也就是三十斤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粮商们的收购价，却跌了不止一筹，卖四十斤才能得到三十文。

        四十比一百五。

        换算过来，就是三税一到四税一之间。

        已经算是重税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甘肃、陕西这种，一亩地一两百斤，十文钱虽然不多，但也要他们卖出至少二三十来斤粮食换取，其甚至达到脱壳后的一半净重。

        交完赋税之后，剩余的粮食虽然不够吃，所以许多人会用精粮来换粗粮。

        许多农民忙活了一整年，到过年都吃不到一回大米饭。

        也考虑到如此重税，皇帝免去了丁税，也就是人口税，从而促进了人口大爆发。

        所谓的摊丁入亩，就是把丁税摊入土地中，换句话说，有田的多缴税，没田的不缴丁税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朱谊汐一步就位，直接免除丁税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所谓的丁税，其实早就不应该征收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，就是将所有的正税杂税，归为田税，其中就包括丁税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丁税自然就又征了，被提高的田税也不降低分毫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好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说正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阎崇信这才意犹未尽地止住，开口道：“秋税多在南方，故而能征收的只有十五省，有近两千万块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而商税则益高，达八百万，杂税四百万（酒、盐、茶、铁），关税（运河）三百万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余者五百来万，则是黑龙江、吉林、吕宋三总督府上缴，以及其他。”